序言
2011年，我在參加完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后，參加了一個旅游團，車上放的竟然是《三國演義》，或許是在異國他鄉，思緒萬千，有一個重大的啟示：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后，當時劉家軍是既團結又能戰，可總是失敗，幾次兵敗后寄人籬下（這就好比辦公司，幾次破產），直到遇到諸葛亮，先定荊州盡而圖天下，才有了后來的“三國鼎立”……
朱錫慶教授于湘能楚天而言就是當年諸葛亮式的人物，這也是湘能楚天近幾年以來，越發穩健而又生機勃勃的“秘密”所在！
本次推薦的《發展筆記》，已作為公司管理層的必讀文章，早幾天個人還發了朋友圈談了感想：只有一個沖動，就是肯請您于國家計、于企業計、于個人計，請深讀此文……
發展筆記
朱錫慶
完全不對稱的依賴性
戴琪在CSIS發表演說，其他都是陳詞濫調，了無新意，說明拜登政府在貿易問題上還是一團漿糊，只是有一個新提法，稱中美完全脫鉤不現實，要在不同(以前)的基礎上重新連結，這個值得玩味一下。
特朗普政府那群人是有匪性的業余政客，充其量算個票友，看問題既武斷，又無分寸，看待兩國貿易關系有兩個致命誤判。其中一個誤判是，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制造業，對美國市場有寄生性，美國市場是養大中國制造業不可或缺的基礎市場，這個市場沒有替代性，中國制造業離開了這個市場就會死。反過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是容易被替代的，美國市場既然可以養大中國制造，那么也可以養大越南制造，印度制造，取中國而代之。同時還認為，寄生于美國市場的中國制造，反過來對美國制造有絞殺性，振振有詞地指責中國人一系列不守規矩，怪罪中國人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罪魁禍首，以不正當手段搶走了美國人大量工作機會。正是基于這個致美國命，也致特朗普政府老命的誤判，有以下荒謬推理。只要完全切斷若大規模的中國制造同它所寄生的基礎市場(美國市場)的關系，所謂完全脫鉤，接下來三件事水到渠成。中國制造因失去基礎市場一夜衰敗，高端制造回流美國本土，低端制造轉移越南，印度等地。一舉三得！剩下一個問題，完全脫鉤要如何操作？一群自鳴得意的草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撿起了一個老掉牙的玩意，大規模大幅度地加征關稅，史上最大的貿易戰被特朗普政府無端挑起，他們把這破玩意視為名垂青史的大戰略。
貿易戰開頭階段，他們胸有成竹的模樣，眼望天空，目中無人，一周放出一個清單，想著只要幾個回合，就可以令中方救命求饒。面對這種史無前例的經濟偷襲，說中方處之泰然，云淡風輕，那當然是吹牛皮。一時間難免有些慌張，或者不知所措。坦率地講，國內當時有很多人同美國人一樣，嚴重高估了美國市場對中國制造的重要性，以為是什么不得了的命門。出乎所有人意料，三年半的貿易戰打下來，中方毫發無損，美方打出來一個七竅流血的內傷，把數額巨大的懲罰性關稅活生生變成了國內消費稅。貿易戰還是一個重要的檢驗，向世人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相：美國市場的確是中國制造的一個外部助益(沒有也無所謂），中國制造的確有部份替代性(主體不可替代)，美國市場和中國制造之間有頑固的互補性，而且有完全不對稱的依賴性，美國市場對中國制造的依賴程度遠遠超過中國制造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戴琪承認脫鉤不現實，相當于說，美國人做了一場三年半的夢。在不同于以前的基礎上重新連接，這件事，美國人說了不算，取決于中國人怎么想。要知道，在這三年半里，美國人喪失了所有貿易談判的籌碼。
首鼠兩端
現在少有人提及的全球化，事實上并沒有結束，依然處于全球化向縱深推進的階段。所謂全球化是一個不知所謂的名狀，其實質是發生在全球范圍內史上空前的分工深化。其意義有二，既推動了人類知識積累水平的大幅提高(分工本身的作用就是知識積累)，又促進了大空間的深度融合。分工律是當世最為基本的支配力量，任何逆分工律的作為都是以卵擊石，與天為敵。一年半之前，貿易戰開打，瘟疫爆發，出來一種論調，認為全球化會分裂成兩個體系，一如以前由美蘇各自主導的兩個孤立體系，再打一場冷戰。特朗普政府的淺薄政客把此種莫須有的東西當真，竟然想也不想就開始部署一場新冷戰，拜登政府無奈地接受這個攤開了的局面。一年半之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分工律》。這篇文章影響不大，但是看法卻很突兀，世界受分工律完全支配，再沒有冷戰，除非發神經，左右互博。
美國人本來是全球化最大的一股推動力量。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美元成為世界通用貨幣，從GATT到WTO，建立貿易規則，以及動用美軍，在大洋之上當警察，維持遠洋貿易的秩序。客觀上講，美國人提供了全球化的一些基礎要素。無論如何，它是推動全球化進程的關鍵角色。但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美國國內冒出來一股反全球化思潮。特朗普叫喊美國優先的口號上臺，搖身一變，美國人變成一股最大的逆全球化力量，看誰都不順眼，看中國尤其刺眼，不分青紅皂白，所有臟水潑過來，似有深仇大恨。美國人無端變臉，所恨何事？
全球范圍的分工深化給美國帶來了二個結果，其一是享受了一個很長的沒有通脹的增長階段。在這一過程中，一批新興高技術企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長起來，變成規模空前的龐然大物。我的評估，倘若沒有全球化，美國現在的經濟體量至少要扣減三分之一。其二，在全球化過程中，無形之中，在美國產生了一個非常難以化解的結構性問題，向兩端極化，出現一小撮巨富(絕對富可敵國)加大量廢物(喪失工作機會，同時喪失收入來源)的局面。全球分工深化在美國演變出這樣一個格局，一條產業鏈只剩下所謂微笑曲線的兩端（研發和銷售)，中間的加工制造環節幾乎全部清空外遷。美國的公司清一色變成了皮包公司。這剩下來兩端的公司因為專業深化及全球配置，創造了在史上規模空前的財富，但是中間這一環節，原來容納了大量中產階級就業，現在工作機會都喪失了，向兩端靠又因為專業懸崖怎么也攀不上去，從而成為失去了收入來源的廢物。這個數量龐大的人群現在就成了民粹主義的溫床，特郎普利用這股勢力上臺，他們利用特朗普反全球化。追根溯源，美國之所以出現制造環節清空外遷，其實不能怪罪全球化。一人一票條件下產生的惡法，以及轉移支付，墊高了機會成本，勞動力的價格被嚴重扭曲。因為加工知識在全球大范圍普及，競爭變得激烈，美國被扭曲的勞動力價格，完全失去了競爭力。特郎普推動制造回流美國，這些工廠面對六到十倍的用工成本，只能無奈搪塞一下。受分工律支配的全球化，是一個殘酷的檢測，一切丑陋的陳規陋習，或者制度體系中的丑陋條款，無論原來是什么包裝，都會被戳穿。
最大的糊涂
美國人清空外遷的加工制造，中國概括承受。不僅如此，來自四面八方的加工制造，我們都概括承受。以最短的時間建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的制造體系。這個制造體系被冠以世界工廠，而且有唯一性，此前沒有，此后已無可能再生一個。這同時也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個發展奇跡。若有異議，你去再找出來一個？請注意，史上第一次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分工深化，卻在一個地方生出來一個又大又全的制造體系，這個大而全的體系竟然是國際大分工的產物，奇怪不奇怪？這么奇怪的現象，為什么沒有人去一探其中的究竟呢？還有，這個史上空前絕后的制造體系，為什么落地中國而不是生在別處呢？面對一個自己完全無法理解的發展現象，卻要橫加指責，變成發展就是一種罪，這是什么混帳邏輯？此乃美國人的悲哀。懷抱若大一個發展奇跡，其實自己并不明白，何以如此？東拉西扯，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一起看肚臍。這是中國人最大的糊涂。以此觀之，圍繞貿易問題你來我往的爭吵，不過是無謂的口水。
成本懸崖
看事態的演變，管中窺豹，現在拜登政府這群專業的狗卵天師，前期分析已經做完了，而且寫好了劇本，開始按劇本演出。基本思路還是沿襲了以前的想法，讓已經一體化的全球分工體系裂變成兩個。與特郎普政府直接進行中美脫鉤操作(切斷美國市場與中國制造的聯系，以及肢解供應鏈)不同，拜登政府一個顯著的差別是，試圖把中國先從全球分工體系中剝離出來，成為孤零零的存在。然后對剝離了中國的國際分工體系的殘存，進行修復再造。這就不是美國一家的事，搞脫鉤就可以，中國已與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他得聯合所有的狐朋狗友，逐一切斷。特朗普強悍單挑，拜登特別強調盟友，只因路數不同。拜登政府這個方案相當于對國際分工體系做一次大的外科手術，是一個極為復雜且耗時的操作，在動手之前還得采取一些看似與其本意相矛盾的做法，此期間還得保持美國市場對中國制造的連接。以前有一人做了個實驗，并寫了一本書出版，就是一個月的生活完全不使用中國制造，結果發現是根本行不通。特朗普的貿易戰再一次驗證了這個結果。拜登政府剝離中國出國際分工體系，必須在保持同中國制造的連接這個條件下進行，這是一種悖論作為，也是戴琪重新連接的真實意圖。我可以肯定地講，拜登政府把中國從國際分工體系中剝離出來，至少在五十年之內，是不可能實現的夢。這里，拜登政府嚴重誤判了中國制造的可替代性。中國制造體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有唯一性，這種唯一性根源于這個體系的制造成本少一個零，這是一道目前無人可以逾越的成本懸崖。
三重合一
二零一八年年初，我在上海的中山醫院做了一次手術，手術很成功，這其中有五百年知識積累的發揮，是的，有時候知識就是生命。蓋倫通過對動物的解剖認識人體，維薩里寫下現代解剖學的奠基之作巜人體的構造》，哈維《論血液和心臟運動》，這是手術之前的基礎探索。不清楚人體的內部構造，拿刀開腸破肚，那是屠殺。帕雷發明鉗夾止血法，莫頓發現乙醚霧化器，塞麥爾維斯發現傷口感染的消毒方法(洗手原則)，倫琴發現X射線，南德斯搭拉發現血型，卡雷爾發明三點吻合法，卡恩發現環孢素，這是為我做手術的醫生所掌握的知識年輪盤中一條條知識年輪線。為我做手術的外科大夫有當世一流的醫術，那是五百年來一類知識的滾存。我要說的重點是，為我做手本的大夫并非歷五百年經幾十代的進化而達到這個水平，而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就擁有五百年的存量。這就是中國最近幾十年產生的這個發展奇跡的奧秘，中國人有一種吸取知識的超能力，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把知識積累水平提高到與一流齊平。
中國人形成求知的超能力，我發現了兩個原因，或者還有遺漏也說不定。第一，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沒有原生的宗教，中途也沒有宗教化，一直是一個世俗社會，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實踐理性。這個有什么意義呢？宗教是人類擺脫苦難的全盤演繹，它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特性，毋庸置疑。宗教對理性的壓抑和知識的禁錮，一個歐洲黑暗的中世紀就足以說明問題。沒有宗教的羈絆，求知自由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新知識很容易產生和傳播。在我們這個社會，有時或有教條的禁錮，但是很容易被突破。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用極簡單的論述，就啟動了改革開放，這是史無前例的一場知識運動。第二，我們發明了一種極為巧妙又從來沒有人用過的求知方法，零成本一次性吸收消化長期累積的存量知識。通過FDI這個途經，引入知識的種子載體，其大量繁殖，就是知識的迅速普及。大能量開發，大規模制造，大范圍交易，這類知識是我們缺乏的，跨國企業是最完整的存量知識的載體，吸引這類企業落地，并加入其在地的活動之中，邊干邊學。這是一種零成本的快速求知方法。我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驚異于數以億計的超大群體在三十年的時間內完成了一次知識更新，于是寫成了那篇論文《中國經濟發展的知識來源》。
以零成本推進的國民知識更新，造就了高性價比的知識化群體，對世上所有的制造企業產生了無法抗拒的磁吸效應。這里產生了一個意義深遠的三重合一：國民知識更新的過程，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也是制成品全部變成＂白菜價＂的過程。
再知識化之余
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以幾乎零成本的方式，數以億計的國民完成了一次知識的系統更新，從而產生了一個高性價比的新知識群體，這是中國制造變成一個發展奇跡的核心機密。二零一九年秋天，我跑去越南呆了一旬，從南到北，一路只看工業園。我關心的問題是，由FDl導入的人群知識更新，在越南會發生嗎？也許我的觀察不夠深入，在越南完全看不到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國民知識更新(再知識化)現象。這就是說，中國的這個現象是一個特例，沒有普遍性，甚至有唯一性。由此而來的一個推論是，基于高性價比再知識化群體的中國制造體系，至少在一個世紀之內，具有不可替代性。
除了再知識化群體的高性價比這個因素，中國制造體系還有另一個他人不僅沒有而且不可能復制的條件，處在一個交易費用極低的生態中。
歸納起來，有幾個原因的合成作用產生了低交易費用的產業生態。其一，我們有獨一份的祖產，始于秦朝的大一統結構，深入人心，非常牢固。王朝可以更替，國家不會解體(不排除間有分合)。這個大一統的結構，以及內含的人倫秩序，從千年大周期來看，再沒有什么結構的交易費用比它更低。美國現在的社會結構，依我的看法，還處在我們以前的分封制階段。其二，這個大一統結構不僅與市場這個自組織體系兼容，而且可以調校到一種相得益彰的狀態。自從我們放棄了從前蘇聯引進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這個體制其實與我們的大一統結構相排斥)，市場這個自組織體系就如春風吹綠草一般迅速發育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很快，我們就成了這個世上經濟最自由的國家。其依據是只有很少的通用條款，禁錮很少，民間有廣闊的自由締約的空間，也就是說活動完全是自組織進行的。在這個期間，我本人幾度前往那些所謂自由國度，卻感到渾身不自在，從而對天發問：自由安在哉？源于一人一票的惡法濫政事實上已經嚴重侵蝕了個人自由的空間。民主反自由，只可惜他們執迷不悟。自由締約的最大意義是，交易費用低。我們一度享有的最大的經濟自由，遭到了兩類侵害。一類是一群食洋不化的半吊子，把源于一人一票的惡法濫政，抄回來當寶典使用，用自負的法條和政令干預市場。另一類，重拾指令性計劃的那一套，取代市場。效果立桿見影，交易費用大增，出現循環紊亂。但愿這是一時的隨機干擾，一旦明白，棄如敝履。三十五年之前，我才二十幾歲，只是聽說過公速公路，卻從未見過。但是說出來嚇你一跳，我參與了早期公速公路網規劃(八五規劃)的編制。那個時候，我怎么也想不到，三十五年之后，中國有地球之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更想不到的是，竟然還有最大的高速鐵路網，用特高壓長距離輸送的最大電網，以及領先于世的5G通信網絡。當然，還有星羅棋布的機場，從大連到防城港一線排開的巨形海港。這個舉世無雙的基礎設施綜合體系，是低交易費用的第三個條件。其四，政府在大開發時期有一個十分巧妙的就位，史上從沒有什么政府扮演如此角色。政府不是居高臨下發號施令，或者操弄一臺完全不知道怎么轉動的機器，而是把自己定位為市場之中的特別當事方或特別締約方，一般當事方交易費用特別高的事項，政府概括承受來做，使很難推動的此類事項，交易費用降到只剩一個零頭。舉例來說，市或縣(區)兩級的開發區，是政府為開發專門設立的派出機構，專事征地拆遷，三通一平，這是一般當事方幾乎做不成的事。各個開發區競相招商引資，無形之中又提供了一個了低稅環境。
蘋果往地上落，不是往天上飛，這是受引力支配。在此輪全球范圍的分工深化中，我們通過大規模人群的再知識化，以及營造最低交易費用的產業生態，挖出來一個浩大的成本深坑，制造業向中國的匯集，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這是受分工律支配。
國際分工保護區
前文講到國民再知識化是中國制造迅速崛起的核心機密，這里要補充一點，這是一個全體系的再知識化，不只是終端產品加工，更為關鍵的是產線本身的制造，我們用進口替代戰略，完成了幾乎所有產線的再知識化，現在除了幾樣東西，其他的沒有中國不會造，或者造出來性價比不如人。
客觀上講，在中國制造體系發育的早期階段，美國市場的確是一個基礎市場,因為需要通過這個市場獲得硬通貨，去在更大的范圍進口資源和資本物品。當然，條件是向這個市場提供非常低廉的消費品。這個時期，是中美經濟關系的黃金時期，完全互補，互相嵌套。于是就有所謂中美國的提法，我們自己也吹牛皮，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
這種關系在最近十年悄然發生變化。一方面，我們的產業從制造這個中間環節向所謂微笑曲線的兩端伸展，開始形成迭代能力。另一方面，突進新興高技術產業，在這個被美國人視為他的國際分工保護區攻城掠地，華為竟然還說是無人區。互補變替代，中美關系一夜翻轉。如果看不到這一點，你對迅速惡化的中美關系會感到迷惑不解，更難以理解綁架孟晚舟，肢解多條供應鏈，這種完全不加掩飾的強盜行徑。
當我們完成了產線的再知識化，美國市場就不再是中國制造的基礎市場，此時國內市場已經變成了基礎市場。特郎普政府搞切斷中國制造和美國市場的脫鉤操作，對我們的流量循環是一種短期擾亂，但他們自己遭受重創，因為中國制造事實上已經成為美國市場不可替代的基礎供應。這個時候，中國制造事實上已經變成中國反制美國的手段(我個人認為永遠不要這樣做)，特朗普反其道而行，被分工律無情地教訓。
目前美國人作為美國人剩下的最后一個共識是，不擇手段，把中國的新興高技術產業扼殺在搖籃之中，為此搞了一系列企圖切斷知識流量的脫鉤操作。坦然地講，成與不成，一片混沌。也許未成之前，美利堅先被幾十萬億美債搞沒了，也說不定。
若干基本問題
對于前文展開的分析，做一個總結。史上規模空前，當世絕無僅有，又大又全，而且在可見的未來沒有可替代性的一個制造體系在中國發育起來。匪夷所思，這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圍進行分工深化的產物，這個又大又全的制造體系不僅不違反分工律，而是最徹底遵從了分工律，內部的分工深度也達到了空前的水平。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全面改寫經濟學的經濟現象。這個制造體系是至少今后一百年中國立世的核心基礎，更是今后一切發展的基礎條件。展望今后的發展，竊以為，有如下一些基本問題，不能糊涂。第一， 這個制造體系天生就是一個大進大出的開放體系，但是這個體系的基礎市場必須是國內市場。只要滿足這個條件，這個體系就有自主性而非寄生。我們已經完成了基礎市場從外部市場到國內市場的轉變，再提高國內市場的占比，就是一個牢固的基礎市場，足以支撐這個體系經受任何干擾。因為這個體系是世上高占比的核心制造體系，加上成本懸崖，這個體系事實上有壟斷性。兩端的大進大出，只要是分散的，無論進與出，不但不能制約這個體系，反而受這個體系的制約。盡管這樣，我以為不要把這個體系作為武器使用，用作制裁工具。這樣做，與交易互惠的本性相悖。第二，從外部導入，通過國民再知識化，在內部發育起來的大制造體系，有兩個與生俱來的特性，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以及產出中廢物(伴生物，即副產品）大量排放。累積效應是資源枯竭，以及環境惡化造成的災害。尤其，當制造向中國匯集，問題也同時也由我們集中承受。大制造體系是一個嵌套于自然的人造系統，現在輸入和輸出，都同自然產生了緊張關系。調整只能人去適應自然，而不是相反。調整大制造體系與自然緊張關系的辦法其實不多，幾乎唯一的辦法是開發新知識去改造現在的制造體系。換言之，改變這個制造體系的生產函數。假定技術水平不變，制造體系與自然緊張的問題，無解。既然大制造體系已經在兩端造成了與自然的緊張關系，那么，就嚴厲約束我們不能再橫向擴張(數量擴張）這一體系，使問題再進一步惡化。由此引出一個問題，我們不可能就維持這個體系，而不思發展。那么，要怎么發展呢？這就是決定今后命運的發展路徑選擇。第三， 最近二十年里，我觀察到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很多企業發展致死。從一堆創業者的尸體旁邊成長起來的企業，好不容易有了經營模式，進入盈利生長周期，卻因為尋求后續的進一步發展，而蹈入陷阱中，最終沒有幾家能爬出來。這種發展致命現象最集中發生在上市企業中，成長率象催命符，逼著一批淺薄的事主做出致命的發展決策。這些致命的發展決策，主要有兩類，沒有限度地追求占有率而大搞兼并擴張，和所謂的多元化。也就是說多數選擇了不改變生產函數的數量擴張，而非改變生產函數的迭代發展。
就中國制造體系而言，橫向擴張已經沒有余地，因而剩下的發展途經其實沒有選擇，唯一的途徑是制造體系的迭代發展，這必然引申出，由中間的制造環節向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兩端伸展，因為制造體系的迭代就是研發。如果所有種類的制造都向兩端伸展，那么原來的制造體系就會進一步發育成一個全鏈條全種類的產業體系。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展望的發展前景，也是我們不得不選的發展途徑。事實上，近十年來，我們已經在這個發展方向邁出了好幾步。比如說，華為通過研發，推動通信這個產業完成了最新一次的迭代，并沖進了他們所宣稱的無人區。電池和無人駕駛的研發，正在推動汽車產業的迭代升級(動力革命和智能革命）。大型互聯網平臺推動了很多品類的產品和服務銷售環節的迭代升級(線上化銷售)。中國已經有多個品類的產業鏈條，后來居上，在代數上領先。
盡管如此，在新方向的發展，依然有很多疑團，甚至可以看到障礙重重。首先一大障礙就是基礎研究。我們這種發展轉向，與美國形成替代，而美國人把研發視為他們的天許之選，在放棄了制造之后，研發就被視為絕不容他人踏足的國際分工保護區。他們用盡手段試圖推毀華為，可見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中國研發企業的天敵，以后會使用更加極端的手段。偏偏，我們的研發體系是嫁接在他人的基礎研究上，沒有自主性。眼下在應用這一端的研發已經起勢，別人奈何不了，但是若基礎研究被切斷，難以為繼。制造體系是在國內市場成為基礎市場以后才有不受制約的自主性。研發體系中基礎研究這一環必須是中國自己的大學，我們才有可能有一個自主的研發體系。十幾年之前，我看到了大學不堪大用，大聲疾呼，人微言輕。
美國對華為肆無忌憚的推殘，只是因為我們冒出頭來的研發企業僅此孤零零的一家。如果是一大群，數十上百，狼群來襲，他敢放肆？這里隱含的一個希望是，華為探出來一條路，一定會大量復制。在中國一直有這樣一個發展現象，只要出來一個，很快就有一大群，往往如此。但是，縱使產生了一群，依然不踏實，只因基礎研究懸空，我們的研發再怎么篷勃發展，也是寄生物。大學的問題不是大投入就可以解決的。這么大的投入，實驗室級別很高，好像用來養鬼的。研究項目如天上繁星，出來一些高級玩具和一堆不講人話的生造詞匯。無論科學還是人文，這里那里有個別大家零星的存在，完全不成氣候。五千年，十四億人，切不斷天才的血脈，進入大學，幾乎全部埋沒。大學的問題在根上(評價體系）。
智人發展史存在五花八門的劃分，竊以為一個合符發展邏輯的分法是三段說。農業革命是段際事情，從捕食現成(漁獵)轉為種養，其中核心知識，是馴化。工業革命是又一段際事件，從種養擴展到大規模制造，其中核心知識是大能量的開發和利用。數字革命是第三個段際事件，從大規模制造轉向完全自動化的生產體系，其中核心知識是數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數字革命現在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但是延伸出來兩個清晰的發展方向。其一是人際之間信息通道的建立，所有個人都會被納入一個統一的信息網絡中，信息孤島之上，無法生存。與此同時，萬物互聯，一切機器都會被納入統一的數字化網絡，網絡之外，機器是廢物，不能轉動。其二，除了將人和物聯成一體的神經網絡，機器被置入人腦除創意以外的所有能力(信息收集，存儲，計算，判斷)，也就是長出一個物之腦，而變成一種自動的智物。而且物腦一旦具有人腦的能力，就會運超人腦在這方面的能力，論存儲和計算，現在人腦怎么去比？就像大能量開發以后，一個大力士那點力氣又算什么呢！
數字革命發端于美國，被中國迅速追上，形成反超之勢，要知道玩數字是中國人最擅長的稟賦，美國人相比之下還是差了一截。可以說，數字研發，中國人有一騎絕塵的遺傳基因。十四億人的大國可以在病毒爆發以來的近兩年時間內，做到動態清零，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人間奇跡，這世上除中國之外，再找不到一個。除了全體系動員，令行禁止這個因素之外，基于數字技術的病毒查殺系統獨步天下，是另一關鍵因素。
由數字研發推動的產業體系的迭代發展（數字化改造），發展過程會內生出一種非常強大的反對力量。迭代是系統性的知識更新，會引發范圍廣泛的上一代知識貶值，并翻轉舊的利益格局。這幾天在國際上引起騷動的一個話題是中國在八月發射的軌道高超音速系統，如果這個東西是西方人所猜測的軌道高超音速轟炸系統，那么美國人苦心經營幾十年的導彈防御系統就成了擺設。這就是迭代導致貶值的生動事例。線上化使實體店門可羅雀，商業地產迅速貶值。線上化浪潮向縱深推進到農貿市場搞社區團購，小攤小販貶值到生計落空，就激起了激烈的反抗。螞蟻利用阿里巴巴線上商務的副產品(大數據），試圖把線上移動支付擴展成線上金融，這種迭代使傳統銀行產生巨大的貶值風險而命懸一線，遭到山呼海嘯一般的聲討，傲慢的馬云灰溜溜不敢見人。迭代只要不是原物的改造而是新造，上一代知識載體貶值歸零，利益格局徹底翻轉，反抗就是必然，而且是一股巨大的能量。這只是一條產業鏈的迭代就引起了如此動靜，還有更大的問題在后頭。產業體系或生產體系的數字化迭代發展過程，是一個去人化的過程，數字研發產生的智物會把原來生產體系中的人逐步趕出這一體系。這些人不只是原來積累的知識貶值，而是變成失去收入來源生計完全落空的廢物。生產體系完全落入研發者之手，與被驅逐的人形成尖銳對立，從而激起反智的極端主義。這一幕在一些地方已經發生。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不能發現新的分配方式，政府因為壓力，往往被迫成為反發展力量。對新方向的發展作一個概括，由研發驅動的迭代發展路線，與美國產生發展撞頭的問題，偏偏我們的研發對他人的基礎研究有寄生性，這是一大發展障礙。同時，數字研發推動的產業體系迭代發展，會內生一種反發展力量。在這里，我做一個有條件的推測，如果基礎研究體系能在國內建立起來，以及在生產體系的數字化早期階段能夠發現一種新的分配方式，那么中國的產業體系就會發育成世上唯一的主導體系。無論他人怎么折騰，受分工律支配的全球一體化不會中止，也不會產生兩個分工體系，還是一個分工體系，但是是以我們這個產業體系為主導的分工體系。這是一個不同于以前的分工新秩序。
發展撞頭
受分工律支配產生的分工關系是這個世界最基本的一種關系。現在中美關系成為世人關注的頭號問題，但是其實沒有什么人看清了，去掉口水中那個幻象，客觀存在一種什么關系。什么老大老二必有一番惡斗，什么修昔底德陷阱，都是看不清真相的混帳邏輯。一切借喻都是昏暗的假智慧。老大老二必有一番惡斗，你從哪里看出來的，有多少事實依據？去掉層層紛擾，扒到底層，看分工關系，一目了然。中美在一個相互嵌套(互補)的分工結構中，因為中國的發展，出現了發展撞頭，引發彼此不能脫離的纏斗。中國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時候，美國人想不到在中國會發育出一個又大又全的制造體系，更想不到這個體系還會進一步發育，長出個頭來，與他一頭撞上。他幾番掙扎，彼此又脫離不開，因為已經深度嵌套。這就是中美關系現在的本來面貌。至此，我想起李后主寫的那一句詞，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中美關系在未來的演變，可能超出現在絕大多數人的預料，當事雙方可能自己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戲劇性。如歡喜冤家，打著打著就抱在一起了。這不是雙方的主觀意愿，而是受分工律支配的冷血后果。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全球一體化進程是不可逆的，中美之間已經實現的某個程度的不完全一體化也是不可逆的，不是你想分離就可以分離開的。從美方這一邊看，因為中國制造的不可替代性，美國市場對中國制造有長期依賴性，試圖切斷美國市場和中國制造關系的任何伎倆，會立即導致在美國出現嚴重的供應鏈危機。這已經是一個被證明了的事實。除此之外，美國的研發企業，若切斷與中國制造的聯系，迭代轉化(變現)將完全失去著落。自從美國制造外移之后，它的研發也對中國制造產生了依賴性。蘋果若是離開了中國制造，很難想象能推出什么新玩意。美國社會普遍誤讀了全球化產生的各種現象，怨恨情緒的積累，產生了憤怒的極端主義(垃圾認識)，又逼迫華盛頓的政客意氣用事，全部鷹化，只是那一撮商人有苦難言。現在被完全壓制的商人理性，在情緒過后會顯現，如果那時美利堅還存在的話。我可以肯定地說，體現商人理性(順應分工律)的美國是中國的伙伴，而不是敵人。
再從中國這一方面看，在我們的研發還限于某一個方面，中國制造的迭代發展依然依賴美國企業研發的推動。即使山寨，得先有一個借鑒。美國人指責我們竊取知識，當然是栽贓陷害，公開交易的物品中所隱含的奧秘，最初發現的人不能剝奪他人再去發現的權力，你并沒有解密的知識被我掌握屬于再發現，歸因于我的學習能力，這不是竊取。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感謝原創的啟迪使我們省去了一些試錯。如此而已。即使華為的單騎突進，發展成一個縱隊，在中國產生了廣譜的研發，我們依然對美國的基礎研究有某種程度的依賴性。且不論以后有什么東西產生，就是它此前基礎研究的積累成果，對我們現階段的應用研發，就是一種難以擺脫的制約。因為二戰以后美國的基礎研究具有壟斷性，涉及廣泛的應用開發中用到的基礎研究成果，多數是美國人的東西。當他把他掌握的基礎技術用作制裁手段，對我們的應用研發有切膚之痛。不得不說，美國積累的近三十萬億國債已非常接近極限崩潰的臨界點，只要債務上限線沖過極限線，美利堅大概率解體。這個世界最不愿意看到這一幕發生的是中國，準確地講，中國不想看到美國閃崩。何故？我們大進大出的制造體系要用美元協助完成交易。在人民幣沒有建立起使世人產生廣泛信用的幣制之前，我們大進大出對美元這個交易的基礎工具還有依賴性。
中美雙方都有對另一方一時難以擺脫的依賴性，但是這種依賴性是不對稱的。美國對中國的依賴，若被中國反制，其實是生存危機。而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若被美國反制，頂多是發展危機。中美因為發展撞頭，美國人全面發難，不僅把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因素用作制裁手段，而且愚蠢到把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因素，用作反制中國的手段，中國不用出手，美國自己重創自已。這樣的愚蠢，拜登政府上臺一年才有所醒悟，開始放棄前任的做法。但是，卻異想天開，繼續用中國有所依賴它的因素來制裁中國，試圖使中國剛剛露頭的應用研發縮回去。事實上這里行得通的途徑只有一條，雙方都不把對方對自己依賴的因素作為制裁對方的手段，即互相豁免。美國人要明白一個道理，現在看似在應用研發上相互撞頭，其實中美可以在應用研發領域尋求分工互補。若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將出現又一個創新發展的黃金時期。我相信，美國人經過若干年的拆騰之后，哪天突然清醒了，就會有如此認識。此后，雨過天晴，好過從前。
發展的謬誤
從一七七六年斯密發表《國富論》算起，經濟學二百多年，事后回顧，不是一無是處，斯密發現分工律和無形之手，哈耶克發現自發秩序，科斯發現交易費用，張五常發現需求定律(不是教科書上的那個東西)，都是重要的認識，意義深遠。但是經濟學為禍人世的例子更多，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人的行為。人們一再做蠢事，或者為非作歹，因為有＂理論＂做依據。其中一例是把敗家仔行為理論化的凱恩斯主義，解除政府的預算約束，瘋狂透支，亡國為止。再舉一例便是發展經濟學里面的雁行理論。這個破玩意是一九三五年由赤松要搞出來的，到一九七四年他提出第二個次層雁行陣式，算是搞出來一整套。赤松要對產業隨時間變化的秩序和產業空間分布規律，借用雁行陣式搞生搬硬套。然而，他這破玩意影響廣泛，被誤用至今。現在關于產業轉移的說法和做法，都是秉承了赤松要的混帳邏輯。
從摘幾片樹葉遮羞算起，到現在故意在褲子上弄出幾個洞來的破洞褲，其實是同一個東西，不斷迭代而已。5G通訊網絡可是新生事物？往前回溯，其祖上是烽火臺，還可以追到更遠的源頭，可能是隔岸吹口哨。通信古已有之，未來不亡，萬千變化，迭代而已。這里的意思是說人間事物或者說產業變化，并非從一種到另一種的換種變遷，而是原種的迭代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或有新種類添加進來。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有什么夕陽產業？今年上半年，華為成立煤炭軍團，研發智物聯網的自動生產系統，這是礦業又一次迭代發展的開端，并非生出來一個什么新的產業。華為的煤炭軍團就是挖煤，但不是用血肉之軀，而是用智慧。
日本人對產業演變的理解就如日本列島一樣，因擠壓而扭曲破碎。把產業發展誤讀為不斷改換種類的換種變遷，極其荒謬地對產業種類進行區分，什么低級產業，高級產業。從而把產業發展理解為從低級產業到高級產業的變化。在上個世紀還搞出來一套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巫術，竟然以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來測量產業高級化程度。這里，我要強調的是，產業種類并沒有高下之別，說一種產業比另一種產業高級是一種邏輯錯亂。但是，任何一種產業都有因知識積累推動的進化，即迭代發展。衡量一種產業發展水平的測度是代數，它是知識積累水平的表征。而知識積累水平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是分工深度。
雁行理論最垃圾的部分是對產業在空間上的分布及分布變化所作的解釋。頭雁永遠從事最高級的產業，剩下不要的產業往下梯度轉移，依次形成了產業分布秩序。而其中推動產業空間轉移的關鍵因素是勞動力價格(工資水平)的提升。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并承接低端產業，并進而有所謂人口紅利之說。如果這種認識可以算是經濟學，絕對是經濟學的垃圾。真相是，與勞動生產率匹配的工資水平提升，單位產品中的人工成本至少不會上升，更多時候反而下降。故正常的工資水平上升絕無可能推動產業轉移。只有與勞動生產率完全脫節的工資水平上漲才會使產業在一個地方喪失競爭力，從而丟失工作機會。而與勞動生產率完全脫節的工資水平上漲，是因為轉移支付和工會勢力扭曲了人力定價，墊高了機會成本。眼下的一個例子是，美國按月發救濟，工資翻倍也招不到人。工資水平上漲導致產業流失，只有這一種情況。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一種弱智的解釋是廉價勞動力。真相是，中國的吸引力乃是因為單位產品中的人工成本少一個零。從另一個角度看，同樣工資水平的勞動力，中國的相比他國的，勞動生產率多一個零。為什么有如此大的優勢，在前幾節的論述了已經談過了。無論工資水平怎么漲，只要與勞動生產率相匹配，單位產品的人工成本不會上升，我們不必擔心產業會因此轉移。這里之所以把雁行理論單獨拎出來批判，是這個東西污染了我們的認知，并誤導了我們的行為。雁行理論對中國的為禍超過日本。抄襲這個破爛理論的論文不計其數，更有很多以此為依據的愚蠢行為。在中國已發育出一個種類齊全的產業體系，其中有兩個非常難得的特性，單位產品中人工成本優勢明顯，幾乎所有種類的產業在代數上沒有一種落后他人一代。美國的政客無論用什么伎倆，不可能推殘我們的產業體系。怕只怕，自己做蠢事，比如說，騰籠換鳥。